策划/李卉 执行/郭亮 谭清云 张媛 实习生 曹芷芮
触目是一方巨大的汉白玉牌坊，正中镌书法名家李铎将军书“湖湘正学”四字，字体刚劲有力、大气厚重，恰与湖湘学派经世务实的学风相契合。
牌坊之后，飞檐斗拱的门楼耸立，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所题“渌江书院”的匾额悬在正中，那副将“醴陵”二字嵌入联中的“尊贤以醴，积厚成陵”的对联列于两侧，再外侧是沿山势起伏而建的灰瓦盖顶的院墙，占地7000余方的渌江书院各建筑群就散落在院墙之中，醴陵人所津津乐道的文脉渊源泰半发轫于此。
▲ 夕阳西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渌江书院各建筑群。
伏日的午后暑热如蒸，门楼前的广场全无遮盖，毒辣的日头明晃晃悬在半空，并不见除我之外的其他游客身影，我拾级而上，越过门楼正中的门洞，青石铺就的路面蜿蜒向上，通向绿树掩映中的书院，也通向更为深远辽阔的历史。
●文教先声
▲ 渌江书院门楼，沿山势起伏而建的灰瓦盖顶的院墙里，渌江书院各建筑群散落于内，醴陵人所津津乐道的文脉渊源泰半发轫于此。
“求经师，更求人师。”
甫越过门楼，迎面便是一块大石做成的照壁，石上镌刻的几个大字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书院之制，萌于汉、成于唐、兴于宋元，曲折于明清，终于民国前夕。两千余年来，尽管其身份在官方和民间两边变来变去，甚至一度沦为科举的附庸和党争的工具，但其崇尚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这自然与书院管理者，也即俗称“山长”者的个人志趣密不可分，故有“求经师，更求人师”之谓。
回溯渌江书院之沿革，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38岁的朱熹应主岳麓书院讲席的张栻之邀，从福建崇安出发，过湘赣古道，经醴陵而至长沙，盘旋两月之久。在岳麓书院，朱熹与张栻以辩诘的方式，把自己的学术思考自由地呈现在湖湘学子之前，“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陪同朱熹而来的弟子范念德如是记录。这便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朱张会讲”。
朱熹、张栻一行之后游历南岳，两人从株洲分别，张栻回长沙，朱熹则返福建，途中在醴陵停留两日，且在彼时的县学宫开坛讲学，醴陵士子“肃衣冠而至”，影响颇大。后来，醴陵人在朱熹设坛讲学的地方建起朱子祠并立起朱子石像，渌江书院之前身即因之而来。
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已近古稀晚境的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脚步再一次踏上醴陵的土地，巧合的是陪侍左右的两位学生竟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术真传的，按史书的说法，“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吴）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吴）猎实表率之。”另一高足黎贵臣，早在宋淳熙二年（1175），便在县城南郊创建了第一座醴陵人办的书院——昭文书院，传播朱子之学。在两位爱徒的搀扶下，朱熹再一次来到青云山学宫，在自己的石像前长时间驻足，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平添许多喟叹，酸楚悲凉溢于笔端：“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是啊，距离上一次“朱张会讲”过去了二十七年，老友张栻更是已于十四年前去世，自己所创的理学如今被朝廷视为伪学，进而升格为“逆党”，生命的豪气在滚滚的红尘浊浪中被耗散和磨灭，确乎也只能将余生所剩不多的日子赋予书斋之中的断简残篇了。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时任知县管乐的倡导下，醴陵人在青云山的朱子祠旁，以渌江书院的名字继承了这块土地上全部的文化传统，接过了朱子传经布道的担子。而后，道光年间的知县陈心炳以城市喧嚣不宜治学为由，将渌江书院移建于今址（西山书院旧址），醴陵学子从此过上了“百里莺啼喧昼暖，六斋灯火破春眠”的治学生活。
现在的渌江书院即在原道光年间的规制上修复重建的，三进院落，依次为头门、讲堂和内厅，皆不大，略嫌紧凑，倒是左右两侧的斋舍相对较大，依山势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左侧斋舍仍做旧时斋舍场景布置，一床一几，蜡像制的清代士子或伏案疾书，或掩卷深思，大抵还原旧时书院士子的日常；右侧则辟为展馆，展出与渌江书院相关的历史文化种种，前述朱熹所题诗即镌于一块青石板上，安放在某个展厅最显眼的位置，石上并镌有朱子画像，苍颜皓首，显见已是老境，题款“乾隆辛巳岁孟春月渌江书院重铸”，“乾隆辛巳岁”是公元1761年，朱子祠旁建渌江书院之后的第八年，书院学子感念当年朱子传道之恩，乃重将朱子之诗并画像镌刻于石，以资永为纪念，幸运的是，历两百余年，此碑仍存，九泉之下的朱子，当也可以瞑目。顺带提一句，开醴陵一代文风教化之先的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年）客死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古樟沧桑
▲ 书院正门一侧的一处高坡上，古樟浓荫如盖，王阳明诗中“老树”即此谓也。
书院正门一侧的一处高坡上，一株浓荫如盖的大樟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树干粗壮无比，大概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皮则粗粝硬铮，爆裂成了无数不规则的竖条，却依然坚硬如铁，紧紧包裹在树干上，张力尽显……底下并有石碑一块，上镌王阳明那首著名的《过靖兴寺》（其二），“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靖兴寺就在大樟树的后面，相传唐初名将李靖南征，曾屯兵西山，其妻红拂女染疴不起，葬于西山，后人感于其情真意挚，特建靖兴寺以祀。渌江书院迁西山现址后，一度因生员过多，将靖兴寺改建为书院斋舍以安置学员之起居，不过，如今书院已废，斋舍不存，这靖兴寺也就恢复了原有的规制，且塑李靖并红拂女像于内，以供游人凭吊追思——顺带说一句，正史上并无红拂女其人，葬于西山事更是子虚乌有，但经由杜光庭撰《虬髯客传》以还，历代文人多有敷衍附会，终成追慕爱情的千古佳话之一。
前述王阳明诗作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那一年，大宦官刘瑾伏诛，困于贵州龙场三年之久的王阳明奉召回京，道经醴陵，游靖兴寺而题此诗。“老树”者，即此苍翠于天、浓荫如盖的古樟；“深潭”者，即古樟下首、距书院正门数十步之遥的洗心泉——取《易·系辞上》“圣人以此洗心”之意，至今尚存——“百尺”自是夸大之词，“龙蟠”亦是虚指，有后世解诗者认为诗中所言“龙蟠”是指朱熹曾在此传道讲学，隐有高山仰止、自愧不如之意。
其实，这是王阳明第二次来醴陵。三年前，因得罪宦官刘瑾，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赴任途经醴陵，并应醴陵士子之邀，开坛讲学。以学术观点而言，王阳明所传承自陆九渊的“心学”与朱熹所光大的“理学”不无抵牾处，故其讲学中不乏针对程朱理学的反击与清算，所作《过靖兴寺》（其一）中的末句“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亦被指暗讽朱熹学术之不切实际。可让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醴陵士子并不看重理学和心学的差异，也不在乎王阳明对他们心目中文化偶像的批评，只要是真正的学问，就会赢得尊敬和赞赏。这让他意外和感动，也让他的讲学更加尽心尽力。
三年之后，王阳明再一次经过醴陵并开坛讲授心学。三年的苦修，让他“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更为成熟，心态也更为平和，没有了三年前的肃然和对朱子的强烈抨击，表现了对朱子的尊重和对程朱理学的宽容，再游靖兴寺的诗句也多了几分洒脱自然。
古樟依然耸立于书院正门一侧的山坡上，一路行来汗流浃背的我躲于浓荫之下暂歇，想起若干年前的学术纷争，不禁哑然失笑。理学也好，心学也罢，无非对世界的认识方法论的差异，并无对错之分，《论语》里讲“和而不同”，罗素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学术如此，为人处世，亦当如此。
古樟之下再度题诗的王阳明不日离开醴陵，赴江西庐陵就职，从而开启了心学大师知行合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巧”的伟大征程。我则再度起身，向书院更深处探幽。
●人文之盛
▲ 书院一侧的斋舍
跨过书院的正门，一个不大的天井过去，便是旧时书院最重要的讲堂所在，昔日山长聚徒讲学、同窗研习经义皆在此处，如今书院之制已废，早无书声琅琅，只外间蝉鸣呱噪不止，兼无游客往来，更显此处幽静得紧。
讲堂正壁是复刻的清道光年间知县陈心炳所书《移建渌江书院记》，记渌江书院由青云山学宫迁西山事。两侧是复刻的《渌江书院规条》，题款清光绪三年（1877年），除常规的劝善规过等常识性条款之外，更有对书院学子“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的修身齐家之事做出具体的考核指标，显然，这是左宗棠任渌江书院山长之后带来的新举措。
清朝时的渌江书院纳入“官学”体系，书院士子以入仕为官为人生惟一正途。不说国家官职有限，功名亦有定数，绝大多数学生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将颗粒无收，充其量也就是个“陪读”。
道光十七年（1837年），25岁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邀，受聘渌江书院山长之职。17岁便自行研读了《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农书》等技术类书籍的左宗棠，一眼就看出了渌江书院之前教育学生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就任山长后，他删削了大而化之的说教闲篇，而另增了舆地、兵法、农经等实用课程，并带领学生走出书斋，登西山，游渌水，瞻仰先贤，依山川地形演练战阵，学用结合。这些经历成了他辉煌生涯的预演，且培养、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后来在他的军帐中，许多人都是讲醴陵话的书院弟子……
坊间谈起左宗棠与渌江书院之渊源时，多津津乐道于那两副让回家省亲途经醴陵的两江总督陶澍赞赏不已的对联，并将之视为左宗棠日后煌煌功业的起点。我却认为，相比两副逢迎上意而又构思精妙的对联，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是留给醴陵士子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种“一意干将去”的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学风，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醴陵学子，培养了醴陵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胆识和气魄；造就了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济用的教风学风。
清末民初，醴陵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各界人才，包括但不限于声名赫赫的“西山四俊杰”——民主革命先驱宁太一，湖湘学术巨子、现代报业巨擘傅熊湘，留学日本、尽心家乡、著有《醴陵瓷业考》的文斐，三次砸锅卖铁组织捐款修建渌江古桥为此几近破产的实业家陈盛芳。再到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纷争不断，两边的党政军界里的上层人物，从来不乏醴陵人的身影，且多少都有渌江书院的教育背景，醴陵人惯常挂于嘴边的那句“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半醴陵”并非虚言，也未始没有书院的教化、孕育之功。
●五贤今昔
▲ 展厅内刻于清乾隆年间的朱子自题诗画像。
由书院正门入讲堂，右侧是展馆，左侧是斋舍，斋舍曲径通幽地与书院正堂一侧的宋名臣祠和靖兴寺相连，一般人一路赏玩过来，自靖兴寺而出，兜头便是那株沧桑千年的古樟，不远处那青砖灰瓦白墙的斗拱式建筑，不正是渌江书院的正门，原来这便逛完了？
正沮丧之际，忽见一侧高地上还有一处未曾涉足的建筑群落，拾级而上，“五贤堂”的匾额就这么突兀地映入我的眼帘。“五贤”者，是醴陵士子自己总结的对渌江书院学风之养成留下深刻影响的五位先贤，除前文所述的朱熹、王阳明、左宗棠之外，还有张栻和吕祖谦两位先贤。
吕祖谦（别名东莱先生）是追随朱熹的脚步来到醴陵的。可等他赶到醴陵，“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早已飘然远去。更让吕祖谦难过的是，朱熹已经在这里掀起了一片理学热潮，他所代表浙东学派的心学似乎没有了位置。
失望懊恼之余，吕东莱索性不走了，在醴陵另建东莱书院，摆开讲坛与渌江书院相抗衡。于是，理学与心学——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对峙，又在这里摆开了道场，再度掀起文化波澜。聪明的醴陵人众不偏不倚，无论渌江书院还是东莱书院，大家都“望风景从，争相亲炙”，让吕东莱难以收手，只好“侨醴三年”，苦苦支撑着渌江、东莱两爿讲台。幸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两地相距不算太远，得以时相往来，互相探访。张栻的每一次造访，对于醴陵的学子都是顶级的文化盛宴。讲学论道之余，二人常在渌江河畔，信步而行，县城南门的一座普普通通的石板桥，因为他们走过，“二圣桥”的名字延续至今。
如今的五贤堂大抵仍延续了往日先贤聚徒讲学的余韵，除专门设有一处藏书近万册的读书室以供游客读书养性、阅览怡情外，还设有大、中、小型会议厅四处，用于开展各种讲座活动，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已延续两年之久的“渌江讲坛”，广邀各界名家、学者先后赴醴讲学，赓续文化传统，传承人文风尚……
从五贤堂缓步踱出，山间有风吹来，暑热也似消退不少，尽管悬于西方天幕的太阳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退下的迹象，光线却是柔和不少，确乎已是黄昏，逆着我下坡的另一条蜿蜒向上的山道，绿树掩映不到的地方，能看到三三两两着运动装的男女小跑着上山，应该是早早吃过夜饭锻炼身体的夜跑一族，空寂许久的山坳兀的就多了几分生气，配合归巢的鸟鸣啾啾，渌江书院，乃至整个西山，好似都活过来一般。
远处那株千年古樟依然兀然地立着，风吹过，枝叶亦作微微摇动状，细听似有哗哗声响，带动周边更多的绿意招摇，在眼底成一片起伏的绿色海浪……古人释“樟”字，以其树干上纵向龟裂的纹路似妙手天成的华丽文章，故在“章”旁加木，以成樟树之名，更莫提天然而生的挥发性香味以及提炼而成的樟脑丸，是书册防虫蛀的特效药。
樟树似乎天生与文脉涵养有着一定之关联，千年古樟之外，渌江书院所植树种，泰半都是香樟，据说醴陵市的市树亦是香樟树，城乡之间，遍布古樟的子子孙孙，如此，也便能理解偏于湘东一隅的小城醴陵何以会有这样的人文之盛——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是附会敷衍，但我执拗地认为，这是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
渌江书院赏玩小贴士
详细地址：醴陵市左权路22号
建议游玩：1—2小时
开放时间：09:00—17:00
交通路线：自驾导航“渌江书院”即可，公共交通可于株洲中心汽车站（红旗广场）或株洲长途汽车站（新华桥东）乘坐去醴陵班车到醴陵，醴陵市内乘坐1路或7路公交车到渌江书院站下。
周边景点推荐：芋园文化旅游景区（李立三故居）；瓷谷景区；新世纪陶瓷艺术馆；醴陵先农坛（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醴陵官庄湖国家湿地公园。
一审：王梓槐 二审：张建平 三审：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