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

　　汉班固《两都赋》之《西都赋》，以极华丽的词藻铺陈西都长安之宫室华美，向为赋体之大成者，熟谙中国古代文学史者大抵都不会陌生，多能随口成诵其中某段名句，前引之文即此也。

　　引文中所述“珰”者，为瓦当之谓，即中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瓦头，通常为陶土烧制，起加固建筑构件、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之用，且多饰以图案和文字，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两都赋》中所咏瓦当，金壁为饰，更显精致华美，亦从侧面反映了彼时西都长安宫室的富庶奢华。

　　据考古研究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瓦当便开始出现在我国古代建筑设计之中，后随着时代发展，其上多饰各种或简明或繁复的图案和文字，多为其时社会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风貌之反应，实用性之外，更添学术研究意义。

　　2009年，为配合醴陵市中央商业广场工程建设，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古井两口，地点位于醴陵市城区解放路邓光塘（东靠青幺山，西、南均距渌江约900米），井的周围有出土大量方格纹硬陶罐陶片的同时期文化层。其中在2号井中出土的两件人面纹瓦当，因其填补了东吴早期人面纹瓦当使用地域范围而备受学界关注，眼下，这两件瓦当馆藏于株洲市博物馆中。

　　人面纹瓦当属饰纹类瓦当之一种，并不算稀见，战国时代已出现，隋唐后渐废置不用，而六朝时期的人面纹瓦当因圆形当面饰模制人面纹，生动形象、惟妙惟肖而独具特色，邓光塘出土的两件人面纹瓦当正可归入此类。

　　由于年代久远，两件人面纹瓦当中的其中一件边轮已缺，只剩当面，故无以判断其制作方法，仅以保存完好的一件为例：该瓦当为泥制红褐陶制，人面纹饰为弓形眉、细长眼、椭圆形眼眶、有眼珠、长三角形鼻梁（未刻画鼻孔）、半圆形口、上唇较平直，含五细尖齿、下唇半圆、脸颊至口下有胡须10根……当面后面饰麻布纹，当面原没有边轮，推测其制作方法为先模制瓦当当面，再将筒瓦与当面上部连接，最后再在筒瓦和当面连接处叠加一层泥以作边轮，当面后可见连接涂抹粘合痕迹，显见为连接加固之用。尤为重要的是，筒瓦上饰三角形纹，此种制作方式和装饰纹饰与六朝早期的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相近，此前在江苏南京等淮河以南地区出土、发现过大量的类似人面纹瓦当，相比较下，醴陵所出的人面纹瓦当在制作工艺上与其他地区所出瓦当相似，但形制上则略显简单，如眉弓上无须，脸颊不圆突，当面周边无一圈放射线等，学界据此推测，醴陵人面纹瓦当与江苏南京等淮河以南地区出土当为同一源流传承，只是年代上要早于江苏等地出土。

　　那么，醴陵所出土的这两件人面纹瓦当的确切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在出土这两件人面纹瓦当的醴陵邓光塘2号井，同期文化层中还伴出包括罐、盆、釜、碗、钵、盏、罈等陶瓷器在内的大量的生活器皿，虽无确切纪年，但其形制及纹饰多与长沙走马楼一期和郴州苏仙桥出土器物相似，长沙走马楼一期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至三国初年，郴州苏仙桥出土简牍简文中纪年有赤乌二年、五年、六年等字样，也为孙吴初期。因此，将醴陵邓光塘所出这两件人面纹瓦当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至孙吴初期算是比较恰当的。

　　人面纹瓦当之功用，除建筑实用之外，更多承载了使用者之审美取向，有的学者推测“是东吴人力求表现自我和创新意识的产物”，也有认为是与某种宗教观念或“神人”有关，或是“镇火祛灾，厌胜避邪”之用。从埋藏情况看，目前只有江苏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人面纹瓦当明确是墓上建筑之用，该墓为孙吴时期的大墓。其他人面纹瓦当大多出土于古城址内或现在的市区内（可能为旧城原址）生活的古井、灰坑、地层之中，南京市区大行宫附近更是集中出现，可见人面纹瓦当并非平常百姓所常用，应是具有一定的等级身份象征意义，与当权的孙吴统治者相关。

　　而这正与东吴政治版图之变迁吻合——东汉末年，孙吴政权的早期缔造者孙坚为长沙太守，醴陵为其辖县，人面纹瓦当估计即为此时铸造。孙坚身死，其子孙策、孙权将势力向江东发展，黄武七年（229年）五月，孙权称帝，建都武昌，改年号为“黄龙”；同年九月，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乃有东吴五十一年之国祚，故江苏地区出土之人面纹瓦当比之醴陵出土更为精美繁复。

一审：王梓槐 二审：张建平 三审：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