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泽东说的长文之风，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也要“指导思想”“宗旨”“目的”“内容”“组织领导”等等，一段一段地套。好像长江大桥，前后引桥很长，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文风日下，文字日长。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122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无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还要发呢？因为是公文，是权力文章，在滥用职权。而职权滥用的结果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腐败。毛泽东说：“失去了人众（听公文、执行公文的人），失去了人心，就党亡政息。”历史从来如此。又长又空的文风是亡党毁政之兆，从来如此。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文字写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公文在修辞学上属于消极修辞，最讲平实，亦很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居然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这就像吃饭，不一定是多么好的美味，但你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这谁受得了？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多少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先过科举再当官，到当上官时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选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梁衡 《 人民文摘 》（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