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拥堵日益成为有车族的锥心之痛，也让城市管理者倍伤脑筋。

　　目前，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先后推出汽车限行、限购政策，其他大中城市也跃跃欲试。然而，“双限”并未根治拥堵顽疾，其科学性、合法性受到吐槽和质疑。

　　对此，人大代表建议，限行限购思路之外，应加强城市交通综合整治法制建设，借助信息技术、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对城市发展规划、道路路网建设、市政交通管理等进行系统性创新管理，全面、高效根治拥堵难题。

　　汽车社会陷入两难：堵车受吐槽，限购遭质疑

　　近十年来，我国公众购车刚需旺盛，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截至去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１．５４亿辆，汽车驾驶人超过２．４６亿人。

　　“城镇化推进中，汽车大规模进村入户与有限通行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说，目前交通拥堵已成为“民生痛点”，成为公众感触最深、影响最大且难以回避的热点话题。

　　对此，一些大城市推出了限行、限购政策“猛药治堵”。目前，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贵阳、深圳等城市已先后出台不同程度的限行限购政策，其他大中城市跟进预期也不断升温。然而，一刀切的限行限购政策，受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王凤英认为，限购政策可谓“简单直接”见效快，极易被交通压力大的城市效仿。但限行限购政策治堵的短期效应结束后，其持续治理效果并不乐观，难以根治拥堵痼疾。

　　拥堵不单是交通问题　深层次矛盾不容忽视

　　记者梳理发现，舆论对限购令“吐槽点”包括行政权力“任性”、懒政，政策出台缺乏必要法律程序约束，政策制定依据是否科学合理缺乏论证，限购侵害公民“公平买车权”等。

　　一些接受采访的市民表示，限行限购政策对有车一族还好，对无车而又确需买车家庭，就造成了很大不便，并衍生出系列社会公平问题。如何更有效解决拥堵难题，已成为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必须破解的障碍。

　　王凤英调研发现，除了“车多路少”，拥堵背后有着更深层矛盾：首要的是城市布局失当，中心区功能严重集聚，人口和工商业活动拥挤在狭小中心城区，郊区和卫星城镇发展滞后。同时，城建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由于过度依赖房地产，交通规划被动适应城市商业和房地产开发，导致不合理路网分割，最终影响整个城市运营效率。此外，还有城市综合交通管理滞后，新型智能化科技手段运用不足，管理上捉襟见肘。

　　“城市拥堵成因错综复杂，若只头疼医头，过于依赖‘限’，只能一时减缓汽车保有量增速，难脱简单粗暴的懒政之嫌。”王凤英表示，治堵问题核心在于法律和制度规范滞后，要引导各地更高效开展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亟待国家在立法层面进行规范，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依据。

　　猛药治标，更需慢药治本

　　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汽车规模将持续膨胀。“简单的限购限行政策已难以平衡解决现有的、未来还将日趋严重的问题。”经多方调研，王凤英提出多条治本建议。

　　王凤英认为，政府在“双限”之外，应积极探索优化城市规划与区域功能布局，运用最新智能化科技手段创新交通综合管理，建立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和公众需求的城市交通综合管理体系，提高道路利用率。

　　同时，应“依路建房”，房地产和商业建设规划须以道路交通规划为“本底”，让住房逐步“填”在规划好的路网结构中。改善大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多中心网络城市，优化卫星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流量。此外，建立立体交通设施，创新交通管理模式，可成立多部门协同运作的交通综合管理办公室，实现交通运输业“一门管理”，形成多部门联手整治交通秩序长效机制。

　　“欧美国家有研究表明，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使城市道路通行能力提高一倍以上。”王凤英说，应加大对信息技术、移动应用、卫星定位导航等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应用，加快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