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教育部网站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启事。“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不举行统一考试”，这些新规引来一片惊叹。 

    然而，惊叹之余，跟着的并非完全是喝彩。最大的声音来自家长，据教育部透露，围绕“留还是不留作业”，大家颇多争论。于是，9月5日，教育部宣布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改为：“减少作业。一到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 

    采访中，不少家长和老师向记者坦言，减负的话题年年讲，但是如何才能走出“越减越多”或者“减不减一个样”的怪圈？ 

    家长的担心与疑虑

    “如果让孩子们每天都下午三点多放学。从学校减的负，是不是都流到家长和培训机构身上？这是真正的‘减负’吗？” 

    虽然这次的减负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减负令”，却并不能消解每位家长的忧虑：学校作业少了，甚至没有了，但如果学习深度不减、考试难度不变、课业标准不降，减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压力看不见，却谁都能感受得到孩子们互相之间的竞争。“你可以不学，但别人学，而且别人努力学。竞争无处不在，所以想轻松也难，这就使得你很难淡定。”走出学校大门，李易就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

    “今天的普遍情形是，成人世界把自己渺小的功利目标强加给孩子，驱赶他们到功利战场上拼搏。”学者周国平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有时，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们为什么这样迷恋于、依赖于或者竟是热衷于考试，我想，问题最终可能还是在于我们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一个是基于考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一个是基于社会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最重要的，还是遵循基于自然规律解决问题的法则办事。 

    学校的困惑与思考

    “好像在上演一场现代版的京剧《三岔口》。”宁波万里国际学校校长林良富比喻说，“减负”问题上，各方都在狭小的空间里摸黑乱撞乱打。 

    林良富分析，从学校的角度看，大多数校长和教师认为学生负担重，主要在于国家制定的课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核标准。“减负”首先要减大纲、减教材、减课时、减书包。其次是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要求高、期望大。学校和教师处于双重压力之下，只有也只能把种种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 

    在困局中，不是没有办法。 

    为确保将“减负不减质”做到实处，北京一零一中学在初一、初二年级全体教师范围内进行了家庭作业会商制度的调研，成立了“减负”课题组，力争用科学的方法对正在酝酿中的家庭作业公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压缩课堂内容、改变课堂形式和将部分教学内容放到赛诗会等学科特色实践活动中，这将成为语文课的三个变化。 

    向课堂要效率是不少学校实施“减负”的重要方法——北京二中构建起“25+15”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原则上教师讲授时间不超过25分钟，剩余的15分钟留给学生，用于思考、消化、答疑和落实，提高教学效率。一七一中学则以学案为提高课堂效率的突破口，为学生提供最优学习路线、最经典的例题习题、最精当的方法总结。 

    减负是一场持久战

    “如果说孩子有一百种语言，有一百种可能性。那么我想说：当我们将减负进行到底时，教育所赋予孩子的是一百种语言，一百种可能性！而不是只剩下一种语言，一种可能性！”小学生家长黄建栋的话，是不少家长的心声。

    减负需要一个漫长转变过程，又好比是一场持久战。 

    70年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六个解放”，即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时间、空间。柳斌说，“减负”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让孩子们从“无限作业”的困局中走出来，以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解放他们的创造能力。 

    浙江省绍兴县实验中学校长赵水荣说，“减负”确实不易，但只要我们有坚守理想的情怀，有追求本真的信念，有扎实的科学实践，“减负”不但可以有所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