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行走中的农村低保

　　

　　90块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无非就是两张电影票，几本书，对于一些爱美的姑娘来说可能这笔钱连一支口红都买不到。

　　但是，90块钱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来说却意味着能够活下去。90块钱就是株洲农村低保发放的一个标准，是许多贫困村民一个月生活的保障。

　　“下面一片骂声，上面普遍叫好。”

　　今年4月，记者采访吴济端时，这位在株洲县堂市乡大庙前村居住了66年的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享受农村低保安度晚年。吴济端年初来到株洲城区，儿子工作不稳定，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生活，他只好在租住的周边拾荒以补贴家用。

　　同样是在今年4月，吴济端所在的堂市乡对农村低保进行了“大洗牌”，在1071个低保对象中，堂市乡各村的调整比例高达60%，最高的村子甚至达74%。“大洗牌”之后，意味着吴济端有了申请低保的机会。

　　堂市乡党委委员马女士称，此次农村低保清理整顿主要针对正常死亡对象退保、原孤儿成年、大学生毕业就业、家庭条件明显好转的情况，就是为了解决农村低保存在人情保、关系保、骗保、维稳保的现象。

　　农村低保纷争由来已久，不仅是在株洲，在全国大多数农村也是最普遍的矛盾存在。

　　“下面一片骂声，上面普遍叫好。”这是农村低保的奇怪现象，记者在采访株洲县砖桥乡、堂市乡，天元区雷打石镇时发现，村民普遍认为低保发放有猫腻、村干部以权谋私，而村干部则认为低保发放公平、公正。

　　砖桥乡某村的马杰，说到低保时他丝毫不顾及外人的存在，当着记者的面骂了村干部。马杰在家里耕种了几分地，家里还有老人赡养。他称家里经济条件在村里是倒数，但是条件比他好的评上了，他却没评上。“现在村里不管有什么扶助还是低保，都是村干部说了算，我们这些和村书记关系不好的人肯定是拿不到的。”类似的话，记者在株洲不同的乡镇、村，听到了不同人的诉说。

　　对于村民的不满，采访中大多数村干部都进行了否认，而乡干部则表示有苦说不出。马委员说，堂市乡2万多人，此次“阳光行动”收到低保申请书3000多份，但是名额只有一千个左右，这就代表了还有两千多人没评上。

　　没评上的人是评上的两倍，即便只有部分人存在意见，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十分大的影响。


　　低保逐渐演变成变相福利

　　砖桥乡民政办主任彭发明坦言，乡里人情保、关系保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目前情况比以往要好许多，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是日益完善。

　　堂市乡在开展“阳光低保”行动中也提到，要彻底根治人情保关系保工作难度十分大，且各村村干部思想素质参差不齐，有些村甚至出现内部唱对台戏，拿低保名额当“礼品”去拉关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株洲市的农村低保“人情保、关系保”乱象正逐渐好转。大学毕业后就在砖桥乡某村担任村官的曾云倩对此深有体会，相对于以前，当前农村低保覆盖率提高了，几乎需要帮助的人都能拿到低保。

　　“在农村低保这一块，堂市乡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并非堂市乡自吹自擂，湖南作为国务院农村低保试点省份，株洲市在今年全面开展农村低保的清理工作，而堂市乡从去年开始就对低保进行调查研究，目前已经有一个较成熟、完善的实施方案。马委员说，“我们低保实施方案一直在努力争取县里的批复。”

　　彭发明告诉记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需要低保的人正在逐渐变少，而能领到低保的人在增多。以前农村低保覆盖率只有1%，现在逐渐上升到了4%，低保金额也提高到80元、85元、90元三类。

　　不过，彭发明并不认为覆盖率提高全是积极的。他表示，目前大部分村民都曲解了低保的真正含义；在农村，低保逐渐演变成国家发给村民的变相福利。

　　“既然是福利，那就是人人都可以争取的。”彭发明说，低保的意义在于帮助那些生存在温饱线下的人群。低保面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村民造成误导。

　　“为何当前农村低保争议大，就是不管条件差还是好的家庭，看见其他人拿到‘福利’了，觉得自己没拿，就会心里不平衡。”

　　但即便覆盖率大幅提高，株洲仍存在许多该享受低保却没有享受的贫困群体。在天元区雷打石镇采访时，胜利村的袁雷给记者看了妻子的二级精神病证书，根据低保政策，一些重大疾病和精神病都具有优先享受低保的权利，并且袁雷家中十分贫困，然而袁雷告诉记者，妻子犯病已经多年，但从来没有享受过低保。

　　袁雷的亲戚告诉记者，“他文化水平低，不是很会跟人打交道，脾气差，跟村干部关系不是很好。”随后，记者联系了该村村书记，村书记表示会对袁雷家情况进行了解，再确定是否具备享受低保条件。

　　重重改革下的艰难

　　“株洲市农村低保申请的程序和国家规定大同小异。”株洲市民政局农救科陈科长称。

　　马委员说，株洲县在农村低保方面制定大概的实施框架，到了乡镇一级民政机构还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完善。

　　以砖桥乡为例，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65元均可申请农村低保。同时，该乡还设置了绿色通道照顾特殊家庭，典型特困对象（政府不救不得活家庭）、因重大疾病或者精神病造成家庭贫困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短期内难以恢复的家庭等均可通过绿色通道享受低保。

　　近几年，株洲市农村低保的申请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陈科长说，当前株洲市农村低保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如此一来，申请程序由以往村民向村委会提交申请到村民直接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减少了村干部的经手，无疑有效地减少了人情保、关系保的存在。

　　但就株洲市大部分乡镇而言，民政工作人员只有一两个人，他们不可能完全去检查、核实每个村民的申请资料。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村民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

　　因此，到了最关键的决定程序，最终的决定权还是交由村里，但程序上比以往完善许多，由以前的村干部决定转变为现在的投票方式决定。以砖桥乡为例，低保的决定权掌握在了乡政府驻村干部、村民代表、组长、党员等组成的评议团手中，评议团共同选出享受低保的对象，避免了村干部掌握低保分配大权的情况。

　　虽然低保决定权逐渐转移到村民手中，但是一些村子里某个姓氏占主要地位的话，那么该姓氏的族人无疑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马委员坦言，堂市乡农村的宗亲氏族关系较为明显，评议时存在串票拉票行为，很多得票高的往往都是村里的大家族，较那些真正困难的村民而言往往还是条件较好的。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却因票数不够评不上。

　　人情保、关系保的存在也是法律制度的欠缺表现，彭发明说，以前存在村干部给亲戚熟人上低保，乡民政办发现后立即取消了该名额。但是对于村干部所作所为，却也无可奈何。

　　农村收入的不透明

　　近十余年来，株洲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以前是单纯的种田收入，但是现在农民收入多元化，种田收入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商或者其他收入都是无法统计的。

　　“究根结底，农村低保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的不透明化。”陈科长认为，财产信息不透明，就无法对村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在低保资格确认上，最大的问题是对收入缺乏有效的审核手段，或者隐性收入问题难以货币化。

　　一旦信息透明化后，农村家庭收入情况就如实摆在面前，村干部想以权谋私无疑是在光天化日下“作案”。陈科长说，目前。国家民政部门正计划和银行机构、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对申请低保的农民收入进行核查。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界定难度大，存在申请人瞒报收入或者隐性收入不报的情况。”马委员对此深有体会。在类似情况下，一些村民为了申请到低保，在资料的填写上就会作假。一名村支书告诉记者，在家庭收入一项，80%以上的低保申请材料都往低写。

　　(应采访对象要求，马杰、袁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