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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地名源流考

发布时间：2022-11-27 来源：华声在线株洲频道记者：编辑：王梓槐

　　彭雪开

　　茶陵，自先秦置县后，历有荼陵、声乡，茶陵、茶乡之称谓。前三者，是今茶陵县区划地名。后者，是对今茶陵县域一种雅称，并非县名。下面就茶陵地名源流，作初步考释。

　　荼陵，为茶陵古名。上古属荆州地域。是否得名，实不可考。《尚书》列“九州”，始有荆州之名。但其时荆州，是以自然地理实体为界限的区域地名，并非区划地名。称之为“荆”。《释名》：“取名于荆山也。”

　　荼，《说文》：“荼，苦荼也。”源于《诗经·邶风》《豳风》。［1］荼字，在古文中，历有苦荼、苦菜、茅草等之类的释义。注家常将《诗经》中的“荼”，释为“苦菜”或茅草。苦菜，在古文中指杂草或秽草。如将《诗经·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的“荼”，释为杂草之意，这是说不通的。这里的“荼”，应是指苦荼。

　　苦荼为何物？《尔雅·释木》：“槚，苦荼。”晋·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郝懿行义疏：“今茶字古作荼……。”由此得之，槚、苦荼、荼、茗、荈，都是指茶的意思，是茶的不同名称而已。槚，《说文》：“槚，楸也。”《尔雅·释木》中，第一次将“槚”，假借为“苦荼”，这是为何？原来它的读音，在当时与民间“荼”的读音cha近似，假借它的音符，寄托茶义，又用“苦荼(cha)”两字来直训，即用同义词解释“槚”，就是“苦荼”。

　　周靖民先生认为，古代字少，到战国秦汉时，“荼”字已被假借，引申有10多种释义、8种读音，其中读茶、邪、蔡、阇等音，都是近似的。其时，今四川产茶，民间呼之为cha，但没有造出这个字。于是假借已读茶音的“荼”字，作音符寄托茶义。但“荼”字的本音徒(tu)，本意苦菜，仍沿用，而且是主体。传到中古以后，一般只知读“徒”音，反而不知它代表茶义的读音(cha)了。［2］

　　陵，《说文》：“陵，大阜也。”《尔雅·释地》：“大阜曰陵。”原指大土山。后又多引申为山、陵、丘、冈等。现在泛指土山。［3］源出、《诗经·陈》《诗经·小雅》《诗经·大雅》等篇。亦指坟墓。《广雅·释邱》：“陵，冢也。”有时也引为封建帝王的坟墓为“陵”。

　　地名，是随着人们聚居、生产、生活、交往，而发生的必然现象。以地得名，以名辩地，“名从实地、实物、实事、实人”等，是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荼陵得名，亦不例外。最早应是一个聚落地名，以后才逐渐演变为地域地名，最后才形成区划地名。很有可能约在春秋初中期，现在茶陵县境内，有一大的聚落，因它附近有一高大山脉，大土山上遍生苦荼，故得名荼陵。后演变为地域地名。

　　荼陵，何时以地域地名，形成区划地名，因史料缺乏，难以稽考，但也有迹可循。中国置县，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六·郡县》载：“置县本自周，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县字，原作寰。亦作悬。《谷梁传》：“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范宁注：“‘寰’即古‘县’字。”周王畿内置县，源于何时？《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当时(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勤王有功，天子赐予原、温等县。这说明在此之前，已置县。

　　楚武王五十年(前691)，楚国约在此年灭权国置县。《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记：“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至于郡之置，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二》：“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曰：‘……君实有郡县。’”此事发生在公子夷(晋惠公)即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650年。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鞅)率师伐郑，在誓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4］说明这一时期，县的地位比郡高。

　　春秋中期，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大败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中强国后，才逐步向东向南拓展国土。史载楚国开拓南疆，每灭一侯国，必置郡县。其时置郡，因面积较大，地处边远，地广人稀，其地位反而比县低，造成了郡小于县的局面。至战国中后期，才形成郡辖数县的格局。战国时，秦国、楚国置县已普及。《史记·张仪列传》：秦国为了赎回张仪，愿“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史记·春申君列传》：“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可见战国后期，楚国置县相当广泛密集。

　　荼陵，古属荆楚，历为楚国咽喉之地。战国中后期，是否在此境内置县，史无载。但其时置县，也并非不可能。从现株洲市辖五县、市，春秋、战国时期地下文物古遗址看，［5］春秋初期，今湖南境内，多属古扬越势力范围。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才逐步在湖南一带，占住统治地位。但古扬越文化，亦占相当大的势力。到春秋末，楚文化逐步在大聚落、军政要塞、城邑等政区节点，取代了古扬越文化。但大部分乡野，应多属扬越人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湘北、湘中、湘东、湘南等地的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

　　荼陵得名，应与楚文化密切相关。

　　战国中末之交，楚国以吴起(？-前381)为相，变法图强。结果变法一年多，就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威震秦晋。约在这一时期，楚国经略湘江流域取胜后，在今茶陵秩堂乡吴楚要津，在原军事城池的基础上，再筑牢军事城堡，以实施“南并蛮越”的目的。但吴起为相一年多，楚悼王一死，就遭楚国王公贵族的报复，乱箭而亡。从此，楚国好长时间无力越过今茶陵地域，经略吴越扬越之地。

　　1986年株洲市文物稽查时，在茶陵县秩堂镇晓塘村发现了晓塘古城遗址，除出土楚国软陶类陶器物外，还出土了硬陶类陶器片，汉代小方格纹陶罐、陶片等。这说明汉代城内，仍有人聚居生活。据文物专家初步认定，系战国中晚期楚国军事城池遗址。2014年10月，考古队开始对晓塘古城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发掘了护城河、城墙、水井；在城外西南面两里处的丘岗发掘了两座战国古墓。省文物专家初步推定：东面发掘的黄泥坳一号墓，为贵族级别的大型楚墓；西面荒塘坳将领级别的大型墓，为越族高级别的贵族墓。两座楚、越大型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战国时期的楚国军事城堡，有可能是相当于世传“茶乡”原“荼陵”县治的驻地。这是一座以军事管辖为主行政管辖为辅的城池。杨宽《战国史·郡县制度的建立》中认为：“大凡有城市的都邑已建立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这符合茶陵晓塘古城遗址的状况。当然，楚吴起变法时，是否已置荼陵县，有待于更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作证，才有确切结论。

　　秦代己置荼陵县。

　　其一，两《汉书》有载。《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镇蛮)，属荆州。户四五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县十三。”其中有临湘(今长沙、罗(今汨罗与平江)、攸(今攸县)、荼陵(今茶陵)。《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长沙郡，秦置。洛阳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其中有“荼陵”之载。《汉书》《后汉书》都明确记载：秦代已置长沙郡，郡辖县，其时已设荼陵县。

　　其二，秦置郡，郡己辖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年)，分天下为36郡。《汉书·地理志》也沿此说法。秦始皇三十三年，又攻击河南地、陆梁地，又置九原、南海、桂林、象郡。［6］至此时全国共置郡40郡。这是《晋书·地理志》的说法。后人又补入黔中、闽中、陶、河间4郡入数。又有学者加以考证，有46、48、49或51郡等说法。秦郡下设县,凡800余县。［7］共和国《茶陵县志·沿革》：“茶陵，古称茶乡。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11年)，属长沙郡。”这里的“茶陵”应为“荼陵”，春秋中期属楚地，春秋末至战国一代，楚国尽有其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11年)，属长沙郡”，是可信的。说明这一年，今茶陵县已设置为荼陵县。

　　其三，出土文物及典籍有证。20世纪50年代，长沙魏家堆第十九号墓出土一方石章，为“荼陵”石印，呈长方形，规格为2.5cm×1.8cm×1.9cm，鼻钮，为滑石材质雕刻，印面装饰感较强。据专家推测，该墓主应是荼陵地方官。这是我国第一方与荼(茶叶)有关的古印。地下考古文物，也印证了秦汉时，已设置荼陵县。

　　宋代魏了翁《邛州先茶记》：“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之类……。”《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朱濞以都尉击籍、荼。”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国。西汉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封长沙王子刘欣为荼陵侯。两宋之交的王观国《学林新编》：西汉“古之封爵，多取县名。”这也明证今茶陵县，秦时已称荼陵县名。

　　其四，地方志及研究者有考。清嘉庆《茶陵·州志·沿革表》“秦置守令，汉袭余风。”民国《湖南地理志要·茶陵县》亦载：“秦时置守令，汉属湘东郡。”今茶陵谭定祥先生亦考证：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巳置茶陵（荼陵）县（《湘东文化》2013年，第3期）。县治驻何地，至今难以确认。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年)，分天下为36郡，大致有3种来源。一是因袭战国时代各国的故郡。二是秦灭列国后以其故都改置为郡。三是在并吞六国过程中新置郡。在秦始皇时，在楚故地置泗水、长沙、琅琊三郡。秦郡下辖县，其秦县数目，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论，一般说来约有1000余个。《华阳国志·蜀志》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司马错率军攻楚，占领楚国的黔中郡(楚威王时置)后，复置黔中郡。而长沙郡的设置，是将当时秦设置的黔中郡的东南部，划出“湘川”大块地域，设置长沙郡。［8］宋《历代地理指掌图》记载：这一地域包括古代的岳、潭、衡、郴、连、邵、永、道、桂阳等州，即今之岳阳、长沙、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永州等九市，以及广东的连县等地。郡治驻临湘(今长沙市)。

　　2003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十几万片秦简中，有“洞庭郡”、“苍梧郡”之载。洞庭郡何时而设，《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七十六》：“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郡、苍梧郡，应为楚吴起变法时所设置，管辖楚南广大地域。

　　荼陵，又名声乡。声乡之名，源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

　　八下》：“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镇蛮)，属荆州……昭陵、荼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声乡。”显然，王莽改制时，将荼陵县，改为“声乡”县了。

　　公元8年，王莽篡权称帝，国号“新”。“新”朝存16年。《汉书·王莽传中》记：王莽改制，多从更改郡县地名开始，“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复还其故”。王莽乱改郡、县地名：一是把原地名，改成带有“亭”字的地名。如改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为“九江亭”等。“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也。”［9］所谓“符命”，即为“天命”，意为他做皇帝是天命，并非篡位。二是把原地名，改为带有治、安、宁、平、顺等字的地名，以求吉顺。这类改名记载有108例。三是取吉祥之名。其中以美、信、睦、昌字，用得最多。如将南昌改为宜善。这类改名有59例。四是用同义、同音字改地名。如改江陵为江陆。这类改名有40例。五是用反义字改地名，如改稒阳为固阴，改无锡为有锡。这类改名纯为文字游戏。六是使用对少数民族歧视、侮辱性的字眼。如改长沙郡为填(镇)蛮郡，广平县为平虏县。这类改郡名10例，县名26个。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民族团结。

　　共和国1993年《茶陵县志》记：王莽“新”朝元年(9年)改长沙郡为填(镇)蛮郡，“茶(注：应为荼)陵县改名声乡”。［10］王莽不顾地名命名的规律，乱改地名，使“吏民不能记”，结果乱象丛生，以至于他本人下诏书时，凡碰到地名时，都要说明这个地名原来叫什么。公元23年，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新”朝，王莽被杀。之后，东汉王朝建立，又恢复西汉郡、县制，东汉建武六年(30)，声乡县又恢复荼陵县名。

　　“声”，《说文》：“声，音也。”后引申十几种意思，但大体皆与声音相关。“乡”，《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是指古代地方行政单位，所辖区域，历代不同。后有多种释义，但其本义一直作为一级行政单位使用。汉代县以下皆设乡。《汉书·百公卿表上》载：“十亭一乡”“声乡”，究竟何指，至今难考。

　　茶陵。茶陵之“茶”，即茶树，植物名，山茶科，常绿灌木，亦见乔木。有野生、栽培树种。叶含咖啡碱、茶碱、鞣酸、挥发油等，有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除充作饮料外，也可为制茶碱、咖啡碱之原料。根可药用。民间俗称茶叶。

　　茶，古名较多，见诸史籍者，有槚、荼、桡、梗、蔎、茶、茗、荈，又有苦荼、葭萌、椒酱、荈诧等名称。茶学界普遍认为，茶发乎于神农氏。秦汉时《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史记·三皇本纪》：“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大约至周代，已逐步由药用转为饮料，至战国中期，巴蜀一带，有“茗饮”之事。顾炎武《日知录》：“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蜀’……是知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文中“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这不是事实，相反《诗经》《周礼》中都有记载。但他说的“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即茶饮)之事。”还是大体符合实情。

　　秦人取蜀，是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由此推算，“茗饮”之事，始于战国中期巴蜀国。事实上，秦取巴蜀之前很长时间，“茗饮”之事，已在巴蜀之间流行。秦取巴蜀置蜀郡后，“茗饮”已大行其事。《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六》载：后汉时广汉郡有葭萌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以姓为地名。这说明其时，“茗饮”已大行其道，葭萌(荼)已成了蜀国王室崇拜之物。先秦时楚国人以“荼”封县号，荼陵县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茶为名的县。蜀国以“葭萌”封郡号，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茶氏”为名的郡。两地郡、县均以荼(茶)为政区名，几乎同在战国中未之交。不过，今茶陵以“茶”名县，更早一点。

　　茶字，源于何时何典？唐代陆羽《茶经》：“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从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南宋魏了翁“唯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清代郝懿行(1755-1823年)《义疏》：“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共和国《辞源》：“《说文》作‘荼’，即古‘茶’字。唐以后者作‘茶’”。［11］

　　以上说‘茶’字，源于唐代，值得商榷。

　　茶字，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东晋常璩(生卒年不详)，史载他家祖居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对蜀事见闻亲切，述蜀史较祥。这一关于‘茶’字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不过后人校辑时，‘茶’有时又作为‘荼’。汉末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生卒年不祥)《伤寒杂病论》：“茶治便脓血甚效。”《三国志·吴·韦曜传》记吴史官韦曜不善饮酒，吴主孙皓餐宴，无不竟日，韦曜饮酒不过二升：“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偪强，辄以为罪。”由此得知，‘茶’字，至少应源于汉末三国初，并非唐以后才将“荼”减一画，改作‘茶’。

　　荼陵，作为县一级区域，何时改称茶陵？

　　《三国志·卷六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吕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孙权)留岱镇长沙。”［12］据考阴山县城，在今攸县江桥街道办事处(原鸭塘铺乡)阴山港村。由此得知，荼陵县改称为茶陵县，应在公元215年之前，即在东汉末年三国争雄之际。具体何年当考。

　　至此后，国史、地志等史籍，都载“茶陵”政区地名。《晋太康地志》：“茶陵子相，汉旧县，属长沙……阴山乃是汉旧县，而属桂阳。吴湘东郡有此阴山县，疑是吴所立。”《晋书·卷一十五·地理下》：“湘东郡吴立，故属长沙。统县七，户一万九千五百。酃(注：当时位在今衡阳市区)、茶陵、临蒸、利阳、阴山、新平、新宁。”此后，“荼陵”县名，不见于史乘，而“茶陵”县名，通行国中。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乃至宋、元、明、清以后，莫不如此。

　　综上所述，今茶陵县，原名荼陵县，极可能在楚吴起变法时已置荼陵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年)沿袭而立县，以县治附近陵谷间产苦荼(茶)，而得名；县治可能在秩堂镇晓塘村一带。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国，荼陵县尽归其地，仍名荼陵县。西汉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长沙王子刘欣为荼陵侯，［13］为县侯国，荼陵县为侯国食邑；筑荼王城，在今茶陵县火田镇五门村(原莲溪村)。荼王城，亦为侯国及县治驻地。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刘欣之子刘阳死，无后，废荼陵侯国，又复名荼陵县。东汉末，王莽改荼陵县为声乡县。东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政权又复名荼陵县。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三国争雄时，孙权攻取长沙三郡，并设长沙郡，改荼陵县为茶陵县，“茶陵”始得其名。自此后，茶陵县几经撤并，未改其名。唐迁县治于今县城。［14］“荼陵”县名不复存。

　　茶陵由荼陵改名之后，探索茶陵地名由来，史书不绝，今有四说。一说《元和郡县图志》认为茶陵“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15］二说《路史》记：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三说共和国《茶陵县志·总述》：“茶陵，因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四说共和国《湖南地志》：“茶陵，因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以上四说之中，何者为准，至今颇有争议。

　　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接近史实。成书于唐元和八年(813年)的《元和郡县志》谓茶陵“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很可能是引于唐建中元年(780年)《茶陵·图经》：“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名

　　焉。”说到茶陵之得名，前者是确指，后者是泛称。由此之故，明嘉靖《茶陵州志》云：“以地居茶山之阴，故曰茶。”明《名胜志》也云：“史记(非《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茶山，即景阳山，以林(注：为“陵”之误写)谷间多生茶茗，故名。”清嘉庆《茶陵州志》：“景阳山在州东，接江西吉安永新县界，一名茶山。”即在今茶陵县秩堂乡东首、小田乡小田、东坑、大和诸村境内。清同治《茶陵州志》：“以地居茶山之阴，故曰茶陵。”这就充分说明，茶陵是因茶山而得名。

　　当然，这一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之前，“茶陵”县为“荼陵”县。虽然“荼”为“苦荼”，“苦荼”即为“茶”，字义是相同的，只是“荼”读作tu，“茶”读作cha，读音不同而已。

　　然而，从地名学角度看，又有些不妥。因为无论自然地名，还是

　　区划地名，我认为有“五要素”之说，即任何地名，有“读音、字形(汉字拼写)、字义、类别、指位”五要素。东汉末“荼”与“茶”义同音不同。因此读写上还是有区别的。再说在先秦时，“荼”为古字，有多种读写法，槚、荼、桡、梗、茗、荈、葭、椒等都泛指为茶。总不能将其中一字，都作茶陵县名。从这一意义上说，“荼陵”“茶陵”，至少在汉字读音与拼写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考察“荼陵”县名由来，应是“南临荼山，县以为名。”这荼山，即唐代指称的“茶山”，也即现在指称的景阳山；考察“茶陵”县名由来，应以唐《茶陵图经》唯是。

　　第二种说法，即《路史》之说，是缺乏依据的。《路史》为宋代罗泌撰，历来不为史家所重。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罗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原因是此书中“纪三皇至夏桀之事，依据纬书及道书，多不经之谈，喜出新意，好用僻辞古语。”这说得有些过分。但记载多失史实，倒是真的。如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湖广卷上》：“枣阳县……，一本汉蔡阳县地，隋改枣阳县，以枣阳村名之。《路史》枣作棘。予过枣阳，遍地种枣。”郭子章亲历以证《路史》之误。

　　不过，《路史》说到茶陵时，也不完全出错。《路史》：“炎帝神农氏都于陈，盖宇长沙，是为长沙(泛指湖南)，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在这里“是为长沙”，是引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葬长沙(泛指湖南)何处，并未言及。《路史》则明确指出“崩葬茶乡之尾”，这是对的。但由此得出“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则为错矣。因为《路史》的作者，显然将“茶陵”之“陵”，作为皇陵之“陵”看待。这种不顾先前史籍考证、确载之说，乱下结论，以致谬说流传。难怪史籍称作者“喜出新意”，不为枉。

　　陵，古文中有多种释义，其中也可释为坟墓。春秋《国语·齐语》：“参其国而任其鄙，定名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韦昭注：“以为葬地。”《论语》《孟子》中,也有此类记载。张衡《西京赋》：“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后多指封建帝王的陵墓为陵。《吕氏春秋·安葬篇》《七国考》《山海经》等史籍中,已有“墓设陵园”的记载。《水经注·渭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

　　事实上,远在战国时，各国国君,都把自己的坟墓造得像山陵一样,故叫国君的坟墓为“陵”。已发掘的河南辉县魏墓和河北平山中山王墓。1号墓的封土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自下而上有三级台阶。［16］显然这是后人称为“陵墓”的形制了。降为秦汉，积土成山，依山为陵，成了帝王一生之大事。据1962年实测，秦始皇陵墓为方形，边长各约350米，高43米(一说76米)。外垣南北长2173米，东西宽974米。陵园里外,有大量陪葬墓,刑徒墓及规模巨大的兵马俑坑。［17］

　　在封建专制时代，尽管皇陵显赫，然而清代之前，没有一个县是因皇陵而命名。《学林新编·扬》：“古人建立州县，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为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取美名。”为什么？《学林新编·名讳》：“夏商无所讳，讳自周始，然而不酷讳也……，秦汉以来始酷讳矣。”东汉应劭注《汉书》，涉及“避讳地名”，就有东郡寿良县，应劭注：“世祖叔父名良，故曰寿良”(注：世祖指光武帝刘秀)；河内郡隆虑县，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也。”秦汉酷讳地名，由此可见一斑，谁还敢以皇陵名县。

　　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始立，西风东渐，地名命名也无避忌了。民国33年(1944)4月，因轩辕黄帝陵寝所在，遂将汉为翟道县，后秦设置的中部县，改名为黄陵县。共和国1994年，因炎帝陵寝所在，遂将南宋嘉定四年(1211)设置的酃县，改为炎陵县。这都是为纪念中华民族炎黄蚩始祖的义举，深得炎黄蚩子孙的拥戴。全国除此两例外，无见它例。何谓《路史》炎帝神农氏“崩葬茶乡之尾，是曰茶陵”之说？

　　以我观之，茶陵地名由来，实为两说。其一是因荼(茶)山而得县名；其二是因茶乡炎帝陵而得名。其余皆源于这两说。前者是对的，后者是缺乏依据的，纯是“另立新意。”以至共和国所著的国史、地志，无不受其影响。共和国《茶陵县志》采以上“两说”，谓之第三种说法，貌似公允，实际上是将简单历史问题复杂化。而近十几年因旅游业大兴，各地纷纷从历史名胜、历史文化等资源中，寻找最有价值的资源，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这本是件大好事。但有的置史实于不顾，任意曲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地志竟将《路史》中一些无据之说，作为茶陵得名的依据。这所谓第四种说法，是不可取的。

　　茶乡。应是茶陵地域之雅称，非县名。源于《路史》。因荼陵、茶陵历产茶，因荼(茶)山得名，故雅称茶乡。《路史》称茶陵为茶乡，是有贡献的。至此，茶乡便成了茶陵的代名词。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以茶名县”的唯一一个县。但就产茶的规模与质量上说，远逊于今湖南安化、新化等县。如何样使茶乡名实相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好在这几年茶陵县有识之士，已看到了这一点，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

　　县域地处湘东山地，大山合围中有盆地。气候湿润多雨，河流众多。富农产，多林竹，尤以大蒜、生姜、白芷，久负盛名。矿藏多煤、铁、钨等。工业基础较强。交通四达于湘赣各邻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纪念地有1927年中共茶陵县委会旧址福音堂、列宁学校旧址毗塘书院等。名胜古迹有云阳山、秦人古洞、赤松坛、铁犀亭、皇雩仙、［18］南宋古城墙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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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茶陵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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